近代以来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传统的公共卫生处理方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，亟待设立一套新系统以便应对。在众多公共卫生问题中，城市清洁与否直观可见，是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考量标准。鉴于城市清洁事宜日多，所需经费逐渐制度化，城市政府征收清洁税捐作为专项经费之用。相对于近代以教育和公益为名的目的税，清洁税捐的受众更为广泛且实践成效显而易见。
天津作为近代华北商业中心，开埠以后，城市卫生被严重诟病，清末新政期间，卫生事宜被纳入警政事务中，地方自治亦给天津城市清洁提供了自主发展空间。在民国时期，其开始征收清洁费作为城市清洁之用。
1915年，因街巷打扫由各住户自理而公共道路无人过问，直隶警察厅督饬各区署会同绅董劝谕住户分别出款，每户视其贫富认捐铜元2枚至30枚不等。此项收入用于雇夫购车从事清洁，是为土车费。政府权力介入城市公共事务，有利于解决城市治理经费所需，但也把城市政府职能转化成民众负担。只是土车费并无固定标准和章程，商民在认捐区间内任意资助，容易产生轻重不等、负担失均的问题，而且收入不稳定。1927年，因铜元价落，原收土车费不敷应用，各处清洁工作日退，为此直隶省长公署训令天津警察厅对于清洁事宜“认真整顿，以重卫生”。警察厅设立清洁卫生督察处专司清洁卫生事宜，并把土车费改为卫生清洁费，按照商民资本多寡、生活程度把“住户定为七等，商号定为九等”进行征收，学校、机关、会所、大工厂根据人数按照商号等级折算，税额在0.1至2元不等。新方案把清洁费变成一个规范化且强制性的税收，时人亦称其为清洁捐或卫生捐。近代税捐有时称为费的原因，一方面可减轻民众抵触，另一方面又可规避上级审核和法律程序。此清洁费征收货币由铜元改为天津洋，使清洁收益免受铜元价格影响，但按照1元天津洋可兑换100铜元的标准，此次修改的征收税率较之前增加过多，民众负担加重。在征收方式上，由官商联合征收改为政府自征，之后虽有绅商办理的传言，但主体均是政府自征。此清洁费只是针对五区而言，特别区有专门的清洁税天富注册登陆捐。
新章程引起了民众的反对。天津总商会指出“所定捐额，非常之重”，请求“取消清洁督察处，仍由各区办理，如力不逮，由绅商协助，暂不纳此费”。政府深知商民不满意市政清洁，但政府也作了让步，同意将清洁卫生督察处改为卫生清洁监察股。监察股负责清洁用具杂费及夫役服装等、清洁费联单的随时发给。1928年2月，因市内“各街市巷内凹凸不平，且污水秽土堆积如山”，警察厅组织清洁卫生调查股作监管之用。6月，天津特别市成立后，清洁费归公安局负责，由行政科下设清洁总分队配置队长、警士，各区署派警按月挨户催收，税款按旬解缴财政局。1935年4月，天津市政府训令“清洁路灯等费拟并入房铺捐征收”，经各办事处主任切实研究认为公允，拟定征收办法供市政府鉴核。虽此事未有下文，但也体现出天津市试图与其他城市一样，把清洁费作为一个附捐而不是一个独立税捐进行征收。
天津沦陷后清洁费短暂停征，1938年伪“天津特别市公署”确立了征收清洁费办法及收费标准，因次年洪灾延缓。直至1940年，以1938年办法及收费标准略加修正制定了征收清洁费办法，内规定除了各机关及四特别区外，均依照该办法办理。商户、住户分为九级，纳税数额为0.2至4元之间，学校、工厂分为四级，1至4元不等，由伪政府所设的财政局委托各区警察分局代收。1947年，市政府公布了《天津市清洁费征收办法》，清洁费由一个独立税收变成依附于房捐的附捐。
至于天津清洁费的收益，北京政府时期未见详细记载，1928年至1933年，总额浮动在10万元上下，占市财政总收入的2%左右。
在清洁费最初征收之时，各所所收清洁费款每日缴由清洁监察股核收，每月征收完毕向监察股汇报详细情况。监察股在统计收入及支出的情况下，每月登报公布上月清洁费收支情况。只是此举延续时间不长，之后的收支情况不明。不过，在建市前后，除日常清洁事宜外，诸多事宜如若使用清洁费须经会议决定，如1928年2月，警察厅决定趁雪未化之时增加伕役以清除，此项事务经费“由清洁费项下，各区拨给大洋百元”。1931年3月，公安局拟添置垃圾箱1000个，但因经费不足，市政会议议决“由将来清洁费溢收项下陆续添置”。对于不完全属于市政府管辖的海河，1932年7月，市政会议决定整理海河两岸垃圾所需经费“由清洁费结余项下支用，不敷之数，由市政府设法垫借，将来另行抵补”。可见清洁费的使用主要是清洁市内卫生，其他可延缓之经费要根据结余情况而定，以此来保证城市卫生财政的核心功能。
但随着城市财政的统收统支，各城市普遍存在着清洁费与其他财政收入混为一谈的现象。对于清洁税捐的使用，长期未全部用在卫生事宜上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对于清洁费的使用，天津民众表示“这笔收入应该单独保管，专作垃圾处理的用途才对”，民众之所以愿意缴纳清洁费，是“希望清洁伕能够按时将户内的垃圾收去，并将巷内或附近街道打扫干净”。可见目的税的监察部门职能无法保证税款专用，民众亦缺乏有效的监督模式。
天津市的清洁费收益占财政收入的2%左右，在市财政支出体系上，卫生经费占比较小，原因是“近数年来，时而属省，时而属于行政院，行政长官更迭频繁”的影响。在新生活运动中，按照每人每年可享的卫生设施费包括清道经费在内计算，天津市是0.14元，平均到每人清道经费更少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清道工作易受影响。清洁经费不足直接导致清洁效率无法跟进。在1930年代，天津面临清洁运力不足的困难，每日秽土之产量平均约270余吨，而车辆每日运出50余吨，乡车民船拉出百吨，每天“日有百余吨之秽土遗留于市内”。
对于清洁费的征收，警察厅携武装巡警沿户收捐，但是“违抗不纳及赤贫无力出资者，亦颇不乏人”。税捐的规范化并不能保证税收能如数征收。清洁费的征收人员与清洁之人属于不同部门，征收者无法详细解释清洁费的功用，“每月三角大洋的清洁费是一文不能少的，由两个穿黄色制服的巡警，按月按门的收领”，而且只负责收钱。
早在清洁费刚征收的时候，天津民众就曾指出市内清洁状况并未改变，“情形依旧，未知该处收捐，用意何在”。民众并未享受到缴税带来的福利。直至1937年天津仍是“水道又淤塞不畅”，津市街道的不洁，最大原因就是水沟设备的不良，一遇雨雪，无法宣泄，城市清洁工作并未得到民众的肯定。
城市职能增加需要城市财政予以支持，城市政府通过征税方式把负担转嫁给民众以增加其治理内容。近代中国清洁税捐的开征，既是对传统清洁形式的一种革新，又增加了税收种类和征收范围。作为一种筹资方式，清洁税捐确实有利于增加城市卫生经费，促进了城市清洁工作的开展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城市卫生的现代化，同时也丰富了城市财政自收自用的实践案例。只是在运行和实践过程中，清洁税捐作为目的税，民众愿意增负缴税的前提是获取清洁环境，如若不能，二者就会产生矛盾。天津有限的清洁费收益无法保证其完全用于清洁功用，亦无力彻底根除市内清洁问题，更多是一种低水平的维持，其城市清洁多被民众诟病。此外，由于清洁费在财政收入中占比较小，没有形成较为完备的稽征和监督体系，目的税的透明性不足，专款专用的初衷并未达到，尤其是后期天津把其随房捐征收，清洁费失去独立性，更无法做到有效监督，这也是当时城市清洁税捐面临的普遍困境。